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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直出即是”:诗文创作的一种古典范式

时间:2022-06-16 10:06来源:光明日报编辑:赵亚宣点击量:31291

古代诗文创作发达,亦有各种创作范式。在各种范式中,最著名、至今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是主张苦心孤诣,所谓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(杜甫)、“一诗千改始心安”(袁枚)、“为文须千斟万酌,以求一是”(郑燮《词钞自序》)。然而,还有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范式,其反对精心酝酿构思,反对千番推敲、万般润色,反对苦心布置经营,总之,反对一切理性思维主导下的绸缪和创造,认为如此创作的诗文方为高格。这种创作范式可用“直出即是”四字提要钩玄,其中包含着文学创作的源始范式和后起的一种颇有深意的创作理念。

感性情思之直出

萧子显为“直出即是”创作范式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之一。他言自己创作的情形:“每有制作,特寡思功,须其自来,不以力构。”(《梁书·萧子显传·自序》)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提出,创作应“委自天机”、“勿先构聚”;从文中对“三体”文学的批评看,萧子显亦反对下笔成文过程中的“力构”,故而,文末“赞”语总结道:“学亚生知”,“文成笔下,芬藻丽春”。《梁书》载萧子显“颇负其才气”,然而,在萧子显那里,“不以力构”并不是他恃才之举,亦非才子方能为,而是创作者当有的创作理念。

萧子显因何会主张“直出即是”?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文学观念和逻辑。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:“文章者,盖情性之风标,神明之律吕也。”在不同的使用者处,“情性”的所指常有不同的偏重,有的偏于“情”,有的偏于“性”。萧子显所谓的“情性”属于前者,如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基于文坛之弊提出:“谈家所习,理胜其辞,就此求文,终然翳夺。”萧子显主于“情”的文章观可上溯到儒家的文学本体论:“诗言志”。与这种文学本体论相应的文学发生论,以“感物”为创作灵感、创作冲动产生的原因。据此发生论,创作不需精心酝酿构思,感物而有情,有情便有诗。感物过程中萌生的情思因于物、因于观物者之心,情思之所因会随时空的变换而变换,甚至转瞬便不再,因而,从感物到下笔成文不能有理性思维的过程。惟有“直出”,文章才会成为“情性之风标,神明之律吕”。由此可见,“直出即是”实为儒家文学本体论内在要求的创作范式,《诗·国风》《古诗十九首》等都属于“直出即是”类文学,它是文学创作的源始范式。

“直出即是”的诗文是何等样的诗文?其直出者为感物过程中萌生的情思,以“情”胜。这种诗文是因创作的直出性质而“是”,还是因所直出者而“是”,需细辨。儒家文学观关注文艺所表达的情绪和情感,视其为国政的镜像,并因此十分重视文艺;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谓“直出即是”的创作过程:“蕴思含毫,游心内运,放言落纸,气韵天成。”对于直出之文,天成的气韵来自感性情思及其自然流动。从这些观念看,情思及其自然流动被视作文学书写的价值之所在、美的存在,承担了全部的诗性。而无论是在儒家的文学观中,还是在萧子显的著述中,“情思”都没有因人的贵贱或其他要素而有价值差异。

如何“直出即是”?“感物”既为创作冲动产生的原因,对世界敞开怀抱、观世界就是必要的主体活动。至于观照的世界,儒家文学论偏重人伦社会,如《诗大序》中的“明乎得失之迹,伤人伦之废,哀刑政之苛”;萧子显则偏重于自然风光,如其描述的催生创作冲动的感物:“若乃登高目极,临水送归,风动春朝,月明秋夜,早雁初莺,开花落叶,有来斯应,每不能已也。”(《梁书·萧子显传·自序》)另外,在这种创作范式中,虽然感性情思承担了全部的诗性,但就创作实际而言,心灵之敏钝关乎创作冲动的有无,文笔之好坏关乎文章的高下。博学多思有助于敏感心灵、班马文章的养成,当为这种创作范式的充分准备。《梁书》亦载萧子显“好学”;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评述时文称赞一些文章“博物可嘉”,博学是博物的途径之一。

悟性世界之直出

感性情思之直出为诗文创作的源始范式,较易解,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后起的“直出即是”范式,这种范式玄妙且有其深意。

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:“‘僧敲月下门’,只是妄想揣摩,如说他人梦,纵令形容酷似,何尝毫发关心?知然者,以其沉吟‘推敲’二字,就他作想也。若即景会心,则或推或敲,必居其一,因景因情,自然灵妙,何劳拟议哉?”王夫之所谓“会”,即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通达世界的特殊方式——“悟”。王夫之此说蕴含的创作理念,一则将书写悟性世界置于极高的文学地位;一则认为这种居于极高地位的文学在创作过程中不需理性思维介入,如其例举道:“‘长河落日圆’,初无定景。‘隔水问樵夫’,初非想得。”(《姜斋诗话》)

悟性世界的文学书写过程不仅不需理性思维介入,而且理性思维无法介入。早在唐时,就有诗论指出了这一点,如权德舆谓灵澈诗境,“诸生思虑,终不可至”。唐以后不断有诗论重申这一点,并点明其中关窍,如:赵孟若为《白云集》作的题词中言道,“拈花微笑,梦草清吟”未尝有二,皆“不可思议”。王士禛谓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“却下水精簾,玲珑望秋月”等句妙谛微言,与“拈花微笑”等无差别。(《画溪西堂诗序》)因何拈花、因何微笑,尽因心之所会超越语言、超越逻辑。王士禛所谓诗中妙谛即赵孟若点明的“不可思议”。

理性思维不能介入对悟性世界的文学书写,应当秉持和践行的创作方式和理念就唯有“直出”。然而,悟性世界不同于感性直觉的世界,又与理性思维相抗,这决定了此类“直出”文本的特殊。感性情思之直出,语言素朴,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和反映世情的作用;悟性世界之直出,往往语言清透玲珑,指向未被语言和逻辑归化的世界,也拒绝将其归化,从而言而未言,创造出一种“沉默的文本”“宁静的文本”。这类文本在创作者方面要求的是“悟性”,在欣赏者方面吁请的是“意会”“以心传心”式欣赏。

感性情思和悟性世界,皆非理性思维主导。当下世界,不管后现代思潮如何不满现有的理性,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推崇理性思维。无可否认,这是人类文明当有的思维选择,但也因于此,愈应警惕理性对于感性情思和悟性世界的侵蚀和遮蔽;另一方面,现代文艺创作尤其是西方的文艺创作,很早就出现了观念先行的情形,并且愈演愈烈,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基于以上,如果文学还保持着反映我们的现实处境、启发我们对世界进行深入思索和体验等功能,那么感性情思之直出、悟性世界之直出,依旧为文学的价值所在。就此而论,“直出即是”这种诗文创作范式及其内蕴的文学观念,应当在传统文学观念和创作范式创新性发展的视域当中。(作者:田淑晶,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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